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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鎮”這一術語正式出現于2015年浙江省政府工作報告。按照政策設計者的本意，“特色小鎮”原擬用作經濟新常態時期產、城、人、文融合的重要平臺，力促產業、旅游、文化和社區功能的協力發展，以更好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建設一個富且美的浙江。

隨著2016年國家層面相關政策的發布，例如，《關于開展特色小城鎮培育工作的通知》（建村[2016]147號）和《關于加快美麗特色小（城）鎮建設的指導意見》（發改規劃[2016]2125號），“特色小鎮”建設在國內漸趨遍地開花之態勢。

即便在浙江，特色小鎮也存在相應問題，距離“以人為本”準則的落實，尚任重道遠。

例如，小鎮的內涵和“名號”何以對接？從浙江已經公布的78個創建名單去看（原為79個，后來“奉化濱海養生小鎮”被降格，事因投資方寶能集團與萬科之間股權爭奪），五花八門、與本土歷史文化或產業基礎基本不搭邊的命名方式紛紛“橫空出世”，比如“巧克力甜蜜小鎮”、“云制造小鎮”、“時尚制造小鎮”、“硅谷小鎮”、“光伏小鎮”、“核電小鎮”等。還有一些小鎮的名字也很奇怪，例如“模客小鎮”、“生命健康小鎮”、“健康食品小鎮”、“天使小鎮”、“（森林、神仙）氧吧小鎮”等。

其中，“云技術、財富、金融、高科技”等成為熱門高頻詞，似乎成了高端新興產業的代名詞。如果說它們有什么共通之處，可能就是為了吸引投資，這是因為，截至目前，投資的額度和進度是特色小鎮建設考核的關鍵性指標構成。

豐滿的理想

按照上述文件規定，特色小鎮一要有特色鮮明的產業形態，二要有和諧宜居的美麗環境，三要能夠彰顯特色的傳統文化，四要有便捷完善的設施服務，五要有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住建部村鎮司司長張學勤也曾表示（2016），特色小鎮建設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載體，要逐漸形成形成人口、資源、環境相互間協調且可持續發展的空間格局，務必“堅持以人為本。圍繞人的城鎮化，統籌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布局，完善城鎮功能，補齊城鎮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短板，打造宜居宜業環境，提高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防止形象工程”。

與此同時，特色小鎮建設，著力點在于以地域性“特色文化”和“特色產業”以及二者融合，作為經濟社會轉型發展新時期突破口。為此，特色小鎮建設需要有益于能夠有機對接美麗鄉村建設，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其中，“特色產業還應該具有產業帶動作用以及較好的產業發展創新環境。產業帶動作用分農村勞動力帶動、農業帶動、農民收入帶動等三個方面，分別用農村就業人口占本鎮就業總人口比例、城鄉居民收入比等定量數據表征”（《國家特色小鎮認定標準》）。

骨感的現實

浙江特色小鎮的創建，從一開始至今，就始終堅持企業為主體的市場化運作，也即主要遵循“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的原則，“主要目的是在新常態下助推產業轉型，對特色產業投資的要求不會降低”。事實上，浙江省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明確提出，浙江未來重點打造的是信息、金融、健康、旅游、環保、時尚、高端裝備制造和文化等“八大萬億產業”。

實際上，存在兩種版本的特色小鎮，即政府版“特色小鎮”與市場版“特色小鎮”。前者主要以政府規劃為主，后者主要是地產開發商在操辦，比如，萬科的“良渚模式”（杭州萬科良渚文化村），另一個地產大亨藍城集團則選擇了以“農業為主題”的小鎮建設作為集團主打業務，如紹興嵊州的“農莊小鎮”。這些開發商項目都極具誘惑力，尤其是善于捕捉“品味人士的心思”，以“美麗建筑”打造“美好生活”，建筑“新都市主義人居場所”。

2017年6月20日，住建部原副部長劉志峰在由新京報主辦的“遇見中國特色小鎮啟動峰會”上表示，自2016年三部委聯合發文后（建村[2016]147號），特色小鎮建設已經出現生搬硬套、同質化嚴重等問題，“特色小鎮需要降溫”了。

而且，盡管官方文件規定，鼓勵社會組織和市民成為小鎮建設的主力軍之一，但從多地實踐去觀察，社會的力量在哪里，目前尚不明朗，服務于“創新社會治理”目標的聲音最為渺小。

于是，關于特色小鎮建設，或許需要進一步探討：缺失投資和產業集聚、常住人口和穩定就業率的特色小鎮，建成之后如何可持續？這樣的特色小鎮是否終將淪落為一些廣為詬病的房地產開發或者產業園項目（如“圈地+圈錢”）？

“豐滿理想”和“骨感現實”如何相銜接

借鑒日本和臺灣地區在地方振興方面的一些經驗，如“總體營造”和“地域活化運動”等，關于特色小鎮建設過程中“豐滿理想”和“骨感現實”如何相銜接，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

（一）對“人”及其參與性的重視不足

從截至目前的一些實踐運作情形去觀察，特色小鎮建設對于“產業”非常重視，但對于“人”的位置這一點，尤其是在地居民權益維護和保障方面，在官方版“特色小鎮”實施意見中，依然較為模棱兩可。須知，在“特色小鎮”建設過程中，地方民意與地方政府的互動合作是影響小鎮未來的一個重要變項。

關于“特色小鎮”主體，官方說法有：企業為主模式（如山南基金小鎮）；政府和企業相結合雙主體模式（如云棲小鎮）。而“特色小鎮”管理者目前依然是傳統的開發區管委會。參照臺灣經驗，在特色小鎮建設過程中，需要厘清幾個關鍵問題，即它們是誰的“小鎮”，誰是“小鎮”長期建設的主體，比如，是產業資本者，政府項目打造者，抑或是包括在地居民在內全體使用者。再如，建設主體如何行使建設的權利和履行相應的義務，以及“小鎮”建設資源分配以什么為基準點進行配置和協調，等等。

既有官方話語體系中，特色小鎮建設的目標在于，打造經濟發展新引擎與新一輪“產、城（鎮）、人”三者融合的重要平臺。但是，不論是從文件內容本身，還是從現有實踐訊息反饋去觀察，更多的好像依然是在討論產業集聚，或者產城（鎮）融合。至于“人”如何與此二者融合，則語焉不詳。比如，即便有所論述，也只是泛泛提及“人才”，而非小鎮建設區塊上的“在地居民”。導致這種現象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部分“特色小鎮”為“征地”后的新造產物（如名聲在外的杭州“夢想小鎮”），因此，官方眼中暫時可能只有“引進人才”，而無在地居民。

并且，在小鎮建設過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過往開發區、產業園建設舊式樣，尚未見到“地方社區的主體精神”及其功能發揮。例如，鎮區在地居民參與未受到應有重視，遑論在地居民如何融入小鎮建設中公共事務和公共生活等切身利益需求了；鎮區認同和共同體意識培塑方面被忽視，以及在小鎮特色界定和自身資源深度發掘方面，政府主導印記過于明顯，等等。

概而言之，截至目前，在“特色小鎮”選取和建設過程中，在地居民并未被有效“賦權”，也欠缺參與“小鎮”建設的有效渠道。而“厚植人力”才有助于地域活力永續發展的實現。

（二）地方經濟重建的動力在于地方社會的重構

承上，倘若縱觀臺灣和日本的地域活化實踐，不難發現，大致均體現為，一個地域在經歷經濟快速發展階段后都走入了一個經濟放緩階段，都面對著重重社會問題，都是對經濟環境、人文環境、自然環境如何能夠更加和諧有序發展的社會性反思與結晶。實際上，浙江推出“特色小鎮”的背景與此有著類似相關性，即助推新常態下經濟社會轉型壓力，尋求新際遇與相應發展空間，例如，從“塊狀經濟”歷史邁入“小鎮模式”未來。但是，真要實現這類轉型發展訴求，在地域活化路徑認識方面則有待于深化，比如，關于“地方經濟重建的動力在于地方社會的重構”的社會學解讀。

首先，“特色小鎮”建設不只是物理空間的建筑聚合，也不只是一個產業（聚合帶）的經營，還是融含有地方社會協力治理的地域再生與活化。以首批37個小鎮名單為例，其實，官方“特色小鎮”名單公布僅僅只是“建設”的開始，而不是“建設”的結果。“特色小鎮”建設當是一個可持續、不斷發展的事業，而非畢其功于一役的（產業）項目，而且，此種延續性可以依據需求改變而更新變化。地域活化和再生不只是景觀格局的塑造，也不只是特定產業的復蘇或開拓，還要能腳踏實地為在地民眾提供生活的便利與舒適，在這其中，鎮區同一地域空間的社會文化再生意義并不亞于其經濟再造功用價值。

其次，一定意義上，臺灣在地方振興過程中曾經浮現過“空間性和社會性隔閡”問題，也是浙江“特色小鎮”建設在推進過程中最值得警惕的問題之一。參照臺灣新竹科技城案例，可以知曉，自上而下的政府決策與“小鎮”在地居民意愿（利益）關系如何平衡梳理，是未來“特色小鎮”建設的一大挑戰。這一點，對于以7大領域高科技產業類型為主“特色小鎮”而言格外重要，這是因為，這種類型“特色小鎮”很多是“新鮮制造”的產物。其中“外地”和“在地”之間需要磨合之處特別多。如果不能滿足鎮區這兩類人群的真實需求（如教育、醫療、住房、休閑等），則不僅難以獲得他們的支持，甚至可能在開發過程中導致對鎮區原居民既有生活空間使用性的某種壓迫，制造出新的不平等。

再次，以振興產業為手段去活絡地方經濟的思路和實踐自是沒錯。可以見到，在目前，整體上，“特色小鎮”建設以“產業高值化”為軸心，并且，既有“特色小鎮”建設有產業取向、環境取向，但在“使用者參與”和“參與式設計”方面欠缺較大，如果長期缺位，將無助于可持續性經營運作。這是因為，能夠可持續發展的“特色小鎮”不只是載有經濟價值的容器，也是載有社會意義的介質。

同時，也正是基于“地方經濟重建的動力內嵌于地方社會的重構”這樣一種判識，我們才擔心，“特色小鎮”建設有淪為一項僅著力于產業復蘇振興的經濟工程，而非致力于地域活化可持續性的社會暨文化改造事業。由于重建地方社會生活和推進“地方質量”的提升，將有助于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轉型和升級，在“特色小鎮”興建過程中，除了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之外，鎮區人口規模和結構，空間景觀、歷史文化資源盤活，乃至鎮區認同都將面臨著錯綜復雜的社會重組過程。

不論哪類“特色小鎮”建設，如果關涉的地方社會重組問題無法得以有效解決，那么，地方經濟重建的努力極可能虎頭蛇尾，半途而廢，無助于推動新常態下經濟轉型升級和城鄉統籌發展目標的實現。

*本文來源：旅游圈，作者：李敢，原標題：《特色小鎮： “豐滿理想”和“骨感現實”如何融合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