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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防疫工作正進入到關鍵階段，中國經濟為此處于半癱瘓狀態，已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問題在于，如果癱瘓狀態持續下去，可能引起經濟競爭力的長期損害和倒退，并且引發失業和社會不穩定等問題。這不僅僅是一筆經濟賬，同時也是一筆生命賬，因為這些不利因素的出現，會反過來影響到一個國家的人均壽命。

我們可以通過對于各國歷史數據的研究，來分析人均壽命和人均GDP的關系。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人均收入越高的國家，其人均壽命就會越長。因為富國更有能力和意愿在醫療、基礎設施和環境治理等方面進行投入，從而在降低死亡率的同時來提高人均壽命。根據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一般來說，人均收入每增加一倍，在其他條件大致相仿的情況下，人均壽命就會增加1-3年。就好像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隨著中國人均收入的不斷增加，中國的人均壽命也穩步提高，反之，如果中國經濟出現大幅度倒退，那么醫療、基礎設施和環境治理等方面的能力也會倒退，人均壽命的提高趨勢也有可能逆轉。我們可以對這個效果進行量化計算，保守估計，人均GDP降低50%的話，人均壽命會減少一年半，那么從數學上來講，人均GDP每減少1%，人均壽命就會減少10天左右。

我們也可以通過經濟學中“生命價值”的理論來驗證這個假設。在經濟學界，“生命價值”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概念，指一個社會愿意花多少成本來提升人均壽命。或許有人會對這個概念心存反感，認為沒必要去計算生命的價值，因為生命當然是無價的。從倫理角度來說，上述觀點沒有錯。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無論工作生活、企業經營還是社會管理，都必須在減少死亡風險和成本之間追求一種平衡。至于如何找到這個平衡點，就需要看似有些無情但實則科學理性地去計算生命的價值。

舉個例子，像井下礦工、超高建筑施工等崗位，往往意味著相比其它工作高得多的死亡風險。如果純粹從降低死亡風險的角度來說，似乎應當取消這些崗位。但實際上，這樣做非但會增加社會整體的失業率，其實也會影響到相關工作的正常推進，最終可能由整個社會來承擔發展不足的代價。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更為理性的做法，是政府出臺加強相關崗位勞動保護的制度，同時市場上賦予這些崗位以更高的薪資回報，最終通過讓高風險工作獲得收入溢價的方式，來實現了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

企業和政府在提供各種交通工具和交通基礎設施時，也需要在風險與成本之間實現平衡。比如說政府在設計一條路時，如果造的車道更多一些，或者設置專門的非機動車道，又或者人行道更寬一些等等，都有可以降低交通事故的死亡率。但是很明顯，并非所有道路都有這樣的設置。這說明設計者罔顧生命安全嗎？并非如此。作為設計者，如果在設計時不顧成本，一條看似絕對安全的道路要花100億來建造的話，很可能這條路根本就造不出來，讓老百姓們無路可走。所以對于此類建設工程來說，政府都是出臺了一個必須強制執行的安全標準來確保下限，但上限到底如何，還是交由設計者自己來作出決定。

那么，究竟值得花多少代價來減少多少死亡率呢？這里面，同樣存在隱性的平衡生命價值的計算。其實，經濟學家們早就根據各國數據，從經濟學意義上計算了生命的價值：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生命的價值在10-60倍的人均GDP之間。

假設生命的價值按照30倍的人均GDP來計算，人的一生按照80歲約等于30000天來計算。

30000天 = 30x人均GDP，

→300天生命 = 30%的GDP。

→1%的GDP= 10天的生命

可以發現，這個結果和以上通過比較不同國家人均GDP和人均壽命的推論基本吻合。

再回到防治傳染病的話題。根據歷年流感的數字，如果不采取大面積的強制隔離，那么在常規防治措施之下，流感的感染率也不會超過整體人口的10%，一般死亡率在0.2%，那么整個人群的死亡率是萬分之二。再假設得流感病死的患者的人均壽命是60歲，而整體社會的平均壽命是80歲，那么每個病死的人就縮短20年的壽命。那么以萬分之二的死亡率來計算，世界上就是人均減少了20年X 萬分之二也就是，千分之四年，差不多相當于1.5天。所以平均來說，一次大面積的流感，對于整個人類社會的影響，相當于人均壽命減少1.5天左右。

有了這個基本判斷，我們再來考慮什么樣的公共社會政策才是合理的。如果對每一個流感的人也就是10%的人口都隔離14天的話，還必須隔離與其密切接觸的家人（按照20%的人口來計算），那么由于在此期間他們幾乎不再參與創造財富的工作，僅這些人就會損失30%*14/365= 1%的GDP。上文曾提到過，1%的GDP倒退實際上會使整體的社會在醫療、基礎設施和環境治理方面的倒退，人均壽命就會減10天左右，遠遠大于流感造成的損失。所以僅就這個計算而言，依靠完全隔離來治療流感是不合理的，所以沒有一個國家或是社會會采取隔離所有流感的人的措施。

也許有人覺得以上計算有些危言聳聽，但實際上，我們還沒有計算隔離這么多人所需要消耗的巨大操作成本，以及為各種限制人口流動所付出的代價。要是用更悲觀的態度來計算的話，那么GDP的減少可能不是1%而是10%甚至更高，這將導致人均壽命降低100天甚至更多，在生命方面的實際損失甚至可能達到流感本身的數十倍甚至上百倍。

當然，如果在流感爆發早期，采取隔離措施能夠把流感區域控制很小的范圍，比如1%的人口之內或者僅限于一兩座城市的話，那么措施可能還是值得的。但一旦過了臨界點，如果已經蔓延到超過10%的人口的地區的話，此時繼續采取隔離患者和親密接觸者的做法的話，反而會付出更大的生命的代價。

目前所面臨的疫情，并不同于以往的流感，所以各項參數如死亡率、感染率、需要隔離人群的比例等參數都不相同，很多數據還有待觀察。然而，在經濟對人均壽命產生影響的計算邏輯方面還是一樣的。

面對疫情，目前全社會從上到下都樹立起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打贏這場仗的決心。這樣的決心，無疑是正確且必要的，我們也相信勝利終將屬于整個人類。但通過上述計算，希望全社會都能意識到，在堅持“不惜一切”的理念之下，我們也要爭取將各種“代價”控制在最低限度，而不是放任其不斷擴張。

我們需要以科學而理性的態度，來找出控制和消滅疫情的最佳辦法。威脅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疾病，除了新冠肺炎之外，還有癌癥、心血管疾病等等，我們需要綜合考慮各方面的社會資源和醫療資源，找到一個最有利于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平衡點。至于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同樣是關系到每一條生命的重要基礎，各方應當爭取將為此付出的成本降到最低。

作者：梁建章，攜程集團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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