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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振興

7月初，趁上海疫情緩和，出城四處走訪。盡管疫情遲早會改變，生活也一定會回歸正常，但有些事物，恐怕再也回不去了，因為變革已徹底發生……比如，鄉村振興。

先說一個我一直跟蹤的北方小村。這個小村地處山區，既不靠近城市，也缺乏獨特資源或產業，唯獨有的，是因為地理位置較偏僻，還沒有被破壞的村貌、民風，以及文革時期留存下來的集體建筑。

前兩年，在當時主政領導的熱情傾注，以及眾多鄉建人士、藝術家的共同推動下，這個小村走出了一條“鄉村美學”的差異化道路。

它沒有搞時興的文旅、民宿，也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邀請知名鄉建學者、設計師，將保存完好的大隊部、供銷社、倉庫等老建筑“修舊如舊”。同步，他們發揮各自資源整合能力，邀請了國內知名的商業文化品牌，開設了鄉村書店、新“工銷社”、文化展廳等，并舉辦了一些較高規格的在地藝術展、鄉建活動等。如此，政府引導，由文化入手，以點帶面，用少部分的錢就盤活了一個沉寂的村莊。

隨后，一批文化鄉建人也陸續到來，他們發掘地方文化特色，協助村民，恢復并組建了地方戲團、武術隊、兒童歌唱團等村民組織。當消散了幾十年的戲曲聲響起，村民們熱淚盈眶，連連說著，“村里的魂又回來了”，此時，硬件升級+文化回歸，一場傳統又現代、質樸又美好的鄉村美學振興便煥然新生。

此后，圍繞這些關鍵節點，政府和藝術家聯手，在村里的空地上設計了一些極具藝術感的兒童游樂設施，一些鄉村教育公益基金、大學教授也陸續參與進來，村莊迅速聲名鵲起。

隨著游人漸至（雖然不多，也不需要多），周邊村民紛紛將自家房屋改造成鄉村民宿。政府也收置了一批民房，打算統一改造成接待、服務設施及鄉村酒店。一場由內而外的鄉村美學實驗，正不斷結出碩果。

接下來的變化主要是兩方面。一是主政領導的離任，盡管他的內心還想繼續扎根本土，將他的縣域經濟探索深入下去，并期望摸索出一條改變內地縣域經濟粗放發展的新路徑，但無奈任期已滿。后來，繼任的主政領導雖不反對這場鄉村美學探索，但熱情已不在此。

更大的影響還是疫情。當地是一個小縣，經濟基礎薄弱，加之本土曾出現疫情，占財政收入較大比重的旅游收入受到巨大沖擊，原本就不富裕的地方財政雪上加霜。加之疫情下主政領導的再次更換，導致包括鄉村美學在內的各種積極、創新的探索面臨收縮。

最新了解下來，由于出現較大面積的費用拖欠，那個小村的許多政府文旅項目進展緩慢，甚至面臨停滯。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周邊村民自己改造的民宿早已投入運營，且運轉良好。但政府項目遲遲無法完工、投入運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鄉村風貌，和發展信心。

疫情以來，類似例子各地并不少見，以往由政府投資、主導的鄉村振興項目，由于財政緊張，或多或少都面臨著困難。這種困難的影響是系統性的，它不像村民自建的民宿，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應變，有錢就大改，沒錢就小改，符合條件了就先開起來，然后再一點一點緩慢“迭代”。只要“不死”，就一定能慢慢“活”起來。

但政府的項目，很難自我緩慢“迭代”，除非領導重新重視，或再來一次大水漫灌。但隨著經濟增長的放緩、后疫情時代的延續，這種困境，短期內恐怕不會出現。

所以，政府不能太自信。傳統政府主導型的鄉村振興模式，也必須要有所改變。

走過世界，回到彭鎮

趁著在成都的行程間隙，我抽空去見了一位鄉建老友。

疫情、政府財政變化的沖擊，首先體現在她身上，許多合作的鄉建項目不再續約或中斷，不少款項還難以結清。她干脆選擇暫停，回到老家相夫教女、讀書寫作。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收起鄉村振興事業的她，生活狀態卻令人生羨。

去年，她將家搬到成都雙流郊區的百年老鎮——彭鎮。她和丈夫一起，在老街街頭上開了家叫“畫月”的畫室。畫室臨街，租金一年2萬，并不算貴。老鎮消費也低，對門的小飯館兒，點好菜送過來，三四十元就夠我們幾個人美餐一頓，她們一家三口也可以常年不開伙。

進了老街，時光穿越般溫和、淡定。除了政府后鋪的路面、裝的路燈，街巷完全保留著舊時模樣，老式的縫紉店、鐵匠鋪，各種老手藝人，都埋頭做活兒。店面也不搞裝潢、修飾，連店門板也都一片斑駁，顯然沒有搞旅游“文創”，也無意討好外來游客。

舊模樣的不止臨街商業，生活也是。穿過門洞進去，后面是居民的舊宅。曲折的巷落，深淺不一，左右宅院鱗次櫛比，中間往往還夾著公共廁所。路邊隨處晾著人家的衣物，在微風中飄搖，預示著主人的環肥燕瘦。透過綠植圍成的籬笆望進去，許多門戶別有洞天，歡笑聲也不時傳來……如此，由繁華大城市，而郊區，而老街，而小巷，而推門入院，這樣的歸家路，何嘗不是一種生活的修為。

彭鎮人家

二百余年的彭鎮，名人輩出，寫《為學》之“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的彭淑端，清代儒學、醫學大家劉沅就出生并傳道于此。其中，劉沅所建槐軒書院依然立在街旁，兩百年木結構建筑，已四處漏風，門板脫落，但依然像個老者一樣倔強地站立著。

我說，政府也不維護一下（事后得知是修復困難，一再延期），朋友卻說，就這樣，挺好啊……老街自自然然地，希望政府越少干預越好。

彭鎮最著名的，當屬百年老茶館觀音閣，其盛名享譽成都乃至川西，遠遠蓋過彭鎮。這是一棟明末老建筑，原是一座廟宇，民國初年改作茶館。文革期間，一度作為鎮上的會場，至今還保留著許多語錄、壁畫。

而這一切，都還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彝咔啻u木板，房頂上的蛛網，墻壁上百年的“污漬”，脫落了石灰后露出的土木質“混凝土”，和四處漏風的門窗欞楣，一切都已斑駁得不成樣子。以及熏黑的灶臺，幽幽暗的喝茶環境……顯然店家從未想過修繕、改變。

若是有潔癖、或強迫癥的人，怕是要奪門而出，然而喜歡的人卻視若珍寶、流連忘返。門頂上是“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的標語，腳下是人們幾百年踩出來的，坑坑洼洼的泥地，其堅硬程度堪比水泥地板，卻不似水泥地的冰冷、阻隔，而充滿人文的溫度，和生活的地氣。坐在陽光透過來的明處或照不到的暗處，點上一碗茶，呷一口，再將身子靠上竹椅椅背，不由發出一聲愜意的喟嘆。

茶館百年

百年滄桑，茶館更無意討好比它年輕得多的游客。它一早開放，來喝茶的多是本地老人，一兩塊錢一碗。隨后居民們散去，游客陸續到來，收費十元一碗。如此“歧視對待”，按理難免口角，大家卻不以為意，乃至喝的茶成色如何，也沒有那么重要。

客人閑散，掌茶的伙計也樂得自在。他擰著水壺晃著，不時停下來加水，他還會掏耳朵，這些，都手法從容、沉穩，再細看，他精瘦、精神，仿佛青城山下來的得道道士，只不過藉此隱修……這個小小的茶館，竟有一種天人合一的質樸和真意。

出了茶館，樹底下的“蒼蠅館子”生意火爆，一旁還支著不少本地人的麻將桌。你吃你的飯，我打我的麻將，大家互不為意。轉角處，則是外地青年在老房子里開設的“candy·coffee”，賣著手沖咖啡、冷萃咖啡、甜品、奶茶，坐著不少時髦的年輕人，門前還泊著許多寶馬、哈雷，或我叫不上名頭的摩托車……人們各有各的所好，各有各的活法，無需因貧而慚愧，亦無需在心里互相“問候”，而充滿參差不齊的和諧。

可貴的是，人們就愛這自然而然，政府也沒有熱衷于整齊劃一、打造繁華景象，把路修好一點（水泥地仍然破壞了景觀）、裝上路燈、搞好消防，你們愛咋咋地。也正因為這個“愛咋咋地”，才誕生了獨一無二的彭鎮，即便疫情反復，它也處變不驚。

這，或許就是朋友看過世界后，搬來這里的原因罷。

令人欣慰的糾結

在成都還有一個設計院的朋友，他正糾結于“天府新區”城郊的一處鄉村規劃。而他的“糾結”，卻令我倍感欣慰。

天府新區是國家級新區，更是成都發展的方向，在新區城市界面與鄉村的結合部，政府正在謀劃大面積的鄉村振興規劃。如此優越地段、體量，成都市政府投入的大量資金，自然引來眾多企業，包括許多國字頭企業的開發熱情。好在，地方政府沒有醉心于大規劃、大戰略、大拆大建，也并沒有急于動手。因為，政府也正糾結著。

也許，大家的認知是一致的——今天的鄉村振興，正面臨一個瓶頸。一方面，從政府到社會，都已認識到不能以城市化的方法“建設”鄉村，加之近年來地方財政的緊張，也促使地方的城鄉建設由粗放投資轉向精細化；另一方面，飛速發展、城市價值與科技標桿明確的年代，我們也很難用傳統鄉建的方法搞振興。

這種城鄉結合部、區位條件較優越的鄉村，眾所矚目，利益錯綜復雜，更加如此。附庸于城市化，大拆大建，或作為城市配套，都不是好答案，各方阻力也很大；搞村民自建、社區營造，搞觀光農業、民宿、鄉村文旅，又是小打小鬧，人云亦云，且滿足不了市場定價的預期，將導致區位、生態資源的浪費。加之市面上缺乏對標案例，因此糾結在所難免。

這些村莊真正的方向，以及實踐意義，不止于鄉村建設，更正在于探索一種鄉村振興的新機制，是探索一種生態、人文、經濟和諧發展的城鄉建設新方法。

方法需要探索，但建立原則是首要前提，那就是——明確各方職責、能力范圍和邊界。

首先，政府應做好教練員、裁判員，謹慎成為運動員，尤其防止踢著踢著又踢成主力，“鄉村運動而農民不動”。

政府的決心和投資不可謂不大，但切忌據此大包大攬，建好董事會、做好董事長，做好頂層規劃、戰略方向，提供資源支持為主。具體執行、管理理應放給“市場化職業經理人”“廣大員工”，沒有他們的創業熱情、市場開拓能力，你投資再大，最后都只能砸出一個坑。

投資人接下來要做的，是提供基本的辦公設施，打造有吸引力的工作環境。如同開頭所述的北方小村，政府選擇把錢花在刀刃上，建好公共配套，打造好鄉村書店、工銷社、展覽館、兒童游樂等關鍵亮點，剩下的空間就讓給村民、市場經營者，最終激發了多方的積極性與深度參與。這時，哪怕疫情下政府投資項目有所停滯，這個村莊也不會“死掉”。

隨后，政府還要做好裁判員，嚴格“球場準入”，不能讓見人就飛鏟的劣跡球員、破壞規則的業余球員入場，或一旦發現必須立即亮牌，否則，一場好球賽必將把所有人都踢得寒心。此時，政府再如何張羅，這場宏大的振興也只能自娛自樂。

第二，確立以村民為主的運作體制。當然，這里的“村民”，不能是狹隘的“本村村民”，更不能搞成宗親團伙。

歷史反復證明了“小農”的封閉性、局限性，“村民”主體不開放，投入再多外力（更不能是以權力平推）也是枉然。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鄉村管理，以及以晏陽初、梁漱溟為代表的民國鄉村建設理論、實踐，都強調“教化”，以及圍繞“教化”形成的組織，以此克服“小農”的封閉、自私。

上世紀初，晏陽初就指出，農村應該建什么？不是“辦模范村”、修馬路、搞圖書館，也不是辦救濟，“很簡單，一個字就可以答復，農村建設就是建‘人’……我們的工作不是烘托、粉飾，供人欣賞、參觀，而是把我們對象的‘人’，能使他們自覺，由自覺進而知道自己能改革，自己創造，自己建設”，由此，他建立了平民教育促進會，并在各地鄉村廣設平民學校。

平教會的學校是開放式的，面向全體老少村民。一方面，他針對鄉村“愚、貧、弱、私”四大現狀，開展通俗、實用的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另一方面，他以教育為核心，構建其“管教養衛”體系：“管”包含村級公民服務團，鄉鎮公民大會、經濟建設委員會等；“教”包括鄉村民校、同學會，傳習處及公民服務訓練班（成年農民繼續教育）、廣播站等；“養”包含農作物品種改良、合作社、信用組等，從產、運、銷、金融方面全面組織農業經濟；“衛”則體現在建立“保健院（縣）-保健所（鄉鎮）-保健員（村）”體系，預防天花、牛痘等常見病，并進行水井改良、建立小學體檢及衛生檔案等。

晏陽初的這套方案，后來發展為定縣縣政改革，直到被日本侵華戰爭打斷。但其影響極其深遠，他創立的鄉村衛生體系，一直沿用至今，而直至上世紀80年代我國教育大普查，定縣還是全國唯一的無文盲縣。

晏陽初組織的定縣改革

此外，梁漱溟的“鄉農學校”、黃培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等，也走了類似路徑。一方面，正如梁漱溟所言，“鄉村建設大部分都是經濟建設”，他們并不奉行烏托邦，而是通過教育行組織經濟之事，另一方面，他們的事實證明，不解決鄉村的“教化”和“組織”問題，鄉村就無法實現自主的振興。

現實中，成都蒲江縣的明月村也是好例子。

明月村的振興，關鍵在建立了一個“新老村民文化共同體”。在村莊早期建設過程中，政府真正做到了指導而不參與、干涉，政府派駐的駐村干部、操盤手、核心團隊，逐漸走向村民而不是依附于政府。

這個核心團隊，一沒有想過把本地村民遷出去，二想方設法“招商引資”引入新村民，事實上，政府的基礎服務做好了，新村民自然樂于進入，三，格局形成后，他們的核心工作轉化為新村民和原住民的不斷融合，他們開設了“明月講堂”，新村民帶動老村民創業，他們成立了旅游合作社，以及明月之花歌舞隊、明月村放牛班合唱團等……這些，都由新老村民共同組成，大家遇事相商，共同舉辦活動，如此，一個集村民教育和“政治協商”的，共同生產經營、共同協商決策、共建村莊生態的鄉村振興模式應運而生！

明月村自己辦的詩歌音樂會 李耀/攝

而這種共同體的誕生，既解放了政府投資和管理，又可以幫助村莊抵御風險并統一對接市場，從而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政府+村民之間，還須發揮市場的核心作用。

政府的投資應當是引導性的，應該用在刀刃上，但村民的投資往往不成規模，且被動“隨大流”，要盤活市場，要創新發展，注定只能依托市場力量。

遺憾的是，中國的市場化鄉建力量太薄弱，缺乏批量的、有全套運作能力的經營主體。放眼望去，要么只有前端的規劃、設計能力（如眾多設計院），他們遠離市場，其中多數還抱著城市化改造、搞景觀建筑的思維模式；要么，只會施工、建造，賺房地產的錢；要么有運營能力而缺乏投資能力，只能走輕資產的，類似于民宿連鎖管理、品牌輸出的路徑；要么只能等市場成型后，跟著做一些親子游樂、自然教育之類……大家賺一點是一點，原本就分散的鄉村，更被搞成前后脫節、一盤散沙！

真正擁有從頂層設計、到中間資源整合、到終端建設運營能力的企業，十分稀少，尤其還有研發、創新能力的，更屈指可數——沒有足夠數量的、對鄉村理解深刻、又具有產業塑造能力的鄉村建設企業，鄉村經濟就永遠難以產業化，鄉村振興就始終難以盤活。

因此，要將鄉村振興推向更務實、更深入，就必須不斷鼓勵、培養這種類型的鄉村建設企業！

綜上，鄉村振興是誰的事情？一定是政府、鄉村和市場三位一體的事情。建立鄉村生態、人文、經濟的“命運共同體”，探索三者的能力激勵機制，并逐步明晰邊界，產業化、規范化運營，才是鄉村振興、城鄉融合，乃至中國經濟內循環的根本方向。

疫情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從個人到企業到政府的許多習慣。這種改變，多年后回頭再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那就讓改變發生。

版權聲明

疫情；鄉村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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